“西华师大报新闻特别行动”人物系列专访之(五)——吴佩林

作者:王静 李婉秋  审核:李鸿生来源:宣传部日期:2013年09月10日 阅读:

编者按: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第29个教师节悄然而至。今天,“西华师大报新闻特别行动”推出人物系列专访之(五),谨向全校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也希望通过选树典型,传递梦想,“立德树人,同心共筑中国梦”。

在这充满希望的金秋时节,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人物——吴佩林。

走在路上

                                    ——专访吴佩林

问:吴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南部档案》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请问您当初是如何走上《南部档案》整理与研究之路的?

吴佩林:《南部档案》是指现保存在我市档案馆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此档案记载了清代南部县自顺治十三年(1656)到宣统三年(1911)共256年的历史,是目前发现的历时时间最长的清代地方档案,其数量仅次于《巴县档案》,有18186卷84010件。由于它的珍贵,2003年入选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次年12月,被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2011年10月,我校联合南充市档案馆等单位投标的课题《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被立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项目的立项不仅标志着我校在这一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更让《南部档案》这一历史瑰宝获得了重生。

当初能够走上《南部档案》整理与研究之路,也确属一种机缘巧合。在2003年之前,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清季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研究》,主要研究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的艰难认同、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如何被派出以及他在国外如何履行外交职责如何认识西方文明。2003年,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陪答辩主席,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天宏教授到南充市档案馆披阅这一文献。当时,杨老师就建议,以后若有机会,可以用此档案进行研究,从此走上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之路。

十年来能够坚持对《南部档案》进行整理与研究,细细回想,有两点是不能不说的。一是我校历史系有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传统,如赵吕甫先生的《云南志校释》,阮明道先生的《西域地理图说注》,龙显昭先生的《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道教碑文集成》,这些都是有分量的成果,而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前辈基础上的一种“传承”。二是现在的历史文化学院在蔡东洲院长的引领下,有明确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团队,大家在一起有共同讨论的话题,有研究氛围,自然容易形成众志成城的局面。

问:祝贺您的成果《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今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通过研究,您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么?

吴佩林:拙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主要是系统利用《南部档案》讲述了清代南部官、民如何处理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的故事。

在清代南部基层社会,民事纠纷一旦发生,一般而言,涉讼者不得事先将纠纷诉讼到衙门,而需先经过基层社会里宗族组织、乡里组织、行会组织的调处,调处不成时,才能上控到衙门。而对于闹上衙门的“细故”纠纷,县官的裁决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套路,颇有自行裁量的空间。他们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如何实现低成本的治理,如何在不破坏当事人生存环境的前提下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包括宗族秩序)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南部档案》和相关文献以及大量的实证考察,我认为,清代地方社会形成了以民间调解为主,官民互动的、以和为贵的、低成本治理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妥协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开放的申诉渠道与息讼的不断努力矛盾地并行着;官方制度的表达与地方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背离;民间惯习弥补了成文法的不足,在地方社会的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反观当今社会,社会矛盾纠纷急剧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20 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各级人民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在100 万件左右,到2011 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已高达 1221 万件。纠纷解决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不堪重负。如何解决纠纷,如何实现国家的低成本治理,其实是可以借鉴历史中的经验的。

问:听说你们正在南部县筹建“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展览馆”,您是怎么想起要做这件事的?

吴佩林: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研究成果转化的一种诉求,二也是我们走出书斋、服务地方的实际需要。近两年来,我们课题组已在《南部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中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出版专著3部,论文集1部,地方志点校1部;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含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省部级项目近10项;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历史档案》《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论文25篇;2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4项成果获省政府二、三等级奖励。在未来的二、三年里,我们还会整理出档案2万余件,出版整理文献50到80册。在有了这些科研成果之后,如何让它走进寻常百姓,如何让这历史瑰宝为普通民众所知,是我们作为人文社科工作者需要思考的。

筹建这个展览馆,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它是挖掘南部历史的需要。“欲人人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南部县乡土志》语)。 展览馆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主题,以南部其它文化因子作为辅助,实现南部文化和普通民众的亲密接触,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南部文化的深厚底蕴,有助于增强南部人民的自豪感、认同感。其次,它是提升南部文化的需要,展览馆将是南部历史与文化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南部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个灵魂。其三,它更是扩大南部县国内、国际影响的需要,它必将成为海内外人士了解南部县的一个窗口,也因此可能成为宣传南部优秀文化、招商引资的一个良好渠道。同时,利用这个文献,再现历史,最终也会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筹建所需经费得到了工信部电子五所、国家档案局、南部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目前,我们校内9个子课题负责人正在进行资料的筛选工作。整个工程估计会在明年上半年结束。

问:作为一名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

吴佩林: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诸多师友,并得到过他们的鼓励与指点。特别是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这个阶段,导师杨和平教授、杨天宏教授、马小红教授、杨一凡教授一直给我关怀和提携,与他们交流,我终生受益。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还有3个是不能不提的。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老师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研修班,赵世瑜老师的“第四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郑振满老师的“民间文献研习班”。这些老师带动出来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至今仍令我心生向往。在班里,来自国内外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师友们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在学术追求上的心无杂念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常常使我感慨不已,也成为我学术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

问:依您现在的年龄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您对想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

吴佩林:佼佼者?不可能的事。当今社会,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从不同学科出发,问题意识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解决的路径也可能会截然相反。不同学派,通常也有不同主张。你觉得你很不错的研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其研究路数完全不可取,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佼佼者之论。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学无止境,唯有潜心研读虚心领悟博采众长去伪存真才是正道。

我觉得,年轻人在其学术生涯之初,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日积月累,打好宽厚基础;变“述而不作”为“述而勤练”;坚守学术根本,不能为一时不合理的科研评价制度而困惑。

问:您如何看待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吴佩林:这是一对并行不悖、彼此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发表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与上好一堂课、带好一个学生同等重要。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和讨论对于刺激我的进一步思考、完善我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样,当学生考上博士或取得重要成绩时,我更会感到欣慰。

问: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负责人,您觉得你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

吴佩林:作为硕士点负责人,我认为,在我完成复试、培养方案的修订、上课、开题、毕业论文答辩等基本工作外,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倡办读书会。

南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城市,不可能随时听到前沿学者的报告,更缺少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好的交流方式就是读书会。梁实秋就说过,“以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每周举行一场读书会,现已进行了45次。读书会已成为了他们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交流平台。我想,这是他们的心灵圣地。

吴佩林简介:1973年生,男,四川达县人,西华师范大学三级教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专家,西华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法律与社会,中外关系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成果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有《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独著)、《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华书局,合著)等3部,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中外法学》《北大法律评论》《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史研究》(韩国)《法制史研究》(台北)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责任编辑: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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